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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迎旭:南昌起义从动议到决策

2019-12-21 18:01:00 作者: 黄迎旭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度危机关头挽救革命的壮举,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南昌起义从提出动议到最后决策这一曲折过程,展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深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仰、顽强意志以及关键时刻的决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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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从动议到决策

★ 黄迎旭

摘要: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度危机关头挽救革命的壮举,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南昌起义从提出动议到最后决策这一曲折过程,展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深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仰、顽强意志以及关键时刻的决断能力。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的betway体育APP意义。

关键词:南昌起义 动议 决策

Nanchang Uprising:Progress from Proposal to Decision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之始,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之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进入到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并举的新阶段。万事开头难。如果对南昌起义从动议到决策的过程作深入了解,便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陷于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念和执着精神,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死存亡之际所展现出来的顽强而勃发的生命力,还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转轨的紧要关头积极开拓探索的勇毅与艰辛。

一、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的最初决定

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是依据共产国际关于改组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27年7月12日在武汉成立的,成员有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因此又称五人常委),替代中共五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行使中央职权。五人常委成立第二天,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不退出国民党,继续与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员群众共同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宣言表达了要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标志着党的路线政策开始转变。

此时,已到了汪精卫集团下决心“分共”的最后时刻,14日晚汪精卫主持召开秘密会议制定“分共”计划,15日又主持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分共”决定,彻底撕掉了“国民党左派”面具,以北伐为高潮的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汪精卫集团在公开叛变之初,虽然打着“和平分共”的旗号,发布过保护共产党员个人生命财产和工农运动的训令,但实际上却纵容军事将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武汉等地陷入白色恐怖。

中共五人常委立即作出反应,决定从政治、军事上回击国民党的背叛和镇压。李维汉回忆,在五人常委期间,中共中央主要决定了三件事,一是同意举行南昌起义,二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三是决定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根据李立三在南昌起义军潮汕失败后写给中央的报告所述,五人常委首先决定的是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他说:“当时党的政策,正准备在秋收时期号召广大农民暴动,在武汉亦正准备作反政府的大示威。所以就当时形势,‘南昌暴动'已经是我党必然应取的政策。不过我们动身时(根据中央指示从武汉赴九江——笔者注)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之任务。”①李立三的这个说法有中央说法作证实。《中央通告第13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这样说:“中央在宣布与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破裂之后,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粤赣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而叶挺军队的南昌暴动,便是这一民众暴动,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之总政策中的一个计划。”①就是说,五人常委最初作出的暴动计划是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运动叶、贺部南下广东是此计划的一部分。应该说,这个计划还只是初步的,只是规定利用秋收时节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组织农民抗税、抗租,开展土地革命,并武装农民,建立乡村农民政权,推翻地主豪绅统治。同时,为配合四省秋收暴动,运动张发奎第2方面军中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回师广东,然后以广东为根据地发动再次北伐。此时,五人常委并未明确作出举行南昌暴动的决定和计划,并且还对张发奎抱有幻想,企图依靠他领导的军事力量反击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尽管如此,五人常委所作决定的核心原则很清楚,就是以武力对武力,决不向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低头,继续推进土地革命。聂荣臻回忆:“举行南昌起义,是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是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②这里所说的“决定南昌起义”,应该是最初决定的湘鄂粤赣四省暴动,其中包括在南昌地区运动张发奎所部中受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部队。

五人常委所作出的决定,既是对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行径的反击,也是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纠正,是确立新方向新路线之始。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汪精卫一时间还以国民党左派面貌示人,但早已在暗中策划分共。4月1日汪刚从海外回到上海便参加了蒋介石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讨论分共。其间汪以“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为由不赞成立即行动,而他的真实想法是反对蒋介石独掌军政大权,并非真的要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汪到武汉后曾言,看到“共产党把持的局面”“痛心之极”③,只是二次北伐已开始,武汉国民党中央控制的军事力量前出,手中力量不足,因而暂时隐忍不发。进入5月,湘鄂地区先后发生了夏斗寅武装叛乱,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以及江西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出境等事件,汪精卫采取了暧昧纵容态度。6月初他亲赴郑州,会同指挥二次北伐的唐生智与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会议,达成“分共”共识,只是在宁汉合流问题上未取得一致。之后,唐生智率部回师武汉。汪精卫身边有了军队,胆气大增,数次召开会议讨论“分共”,武汉反共气氛日渐浓厚。当时负有领导中国共产党责任的共产国际在蒋介石背叛后的一段时间里,把维持国共合作局面的希望放在汪精卫身上,虽然对汪精卫集团日渐显露的右倾化有所警惕,但仍把他视为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试图以退让妥协来维持“联合”。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贯彻了这个政策,仍然强调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强调汪精卫的领导权),用限制工农革命“过激”行动来笼络汪精卫,而对于国共关系破裂全无准备。李维汉回忆:“6月30日,我在武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通过一个包括十一条内容的决议。这个决议虽然在一些条文中也提出注意工农运动中的政策问题,但在总的精神上是一个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文件。它仍然把维持同国民党的合作作为最高原则,没有讨论党如何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权,如何应付国民党可能的背叛,避免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重演,反而重申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否认武汉政府实质上是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的性质,继续把自己放在在野党的地位。”④实行妥协退让政策的结果,不仅不能阻止汪精卫走宁汉合流之路,而且使得中共在国民党彻底翻脸时陷于完全被动,大批党员和民众被捕杀,许多人脱党,组织濒临瓦解,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付之东流,而陈独秀自己则黯然离开总书记岗位,中共一时间失去了领导中枢。五人常委在这个非常时刻承担起领导责任,所作出的湘鄂粤赣四省暴动决定,表明了决不向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低头、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起到了宣示方向、树立旗帜、稳定党心、组织队伍的重要作用,并开启了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betway体育APP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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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批准举行南昌起义

实行武装暴动,必须有军队作骨干,但当时中共并没有一支由自己领导的军队。五人常委首先想到了运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当时受武汉国民党中央节制的军事力量有两支,一支是以原湘军为“班底”的唐生智第1方面军,另一支是以原粤军为“班底”的张发奎第2方面军。这两支部队同属由唐生智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①这两支部队虽然同受武汉国民党中央节制,但政治倾向却不尽相同。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郑超麟回忆:“武汉政府的势力建立在军队上:张发奎和唐生智。共产党武力,叶挺和贺龙,是张发奎军队内一个部分。汪精卫以下的国民党领袖依赖张发奎赞助。张发奎也对共产党表示友谊。但是唐生智部下军官是反共的。他们都是湖南乡下乡绅地主出身,自己的财产在家乡受了农民威胁。”②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政变后,唐生智部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于5月17日发动袭击武汉的武装叛乱,事隔数日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6月底第35军军长何键发布了杀气腾腾的《反共训令》,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唐生智部的反共反工农革命气焰日彰。张发奎部共产党员众多,其中共产党员叶挺所部第24师完全由共产党掌握,第20军军长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拥护共产党主张,接受共产党领导。重要问题是张发奎的政治态度。张国焘这样评价张发奎:“他那时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因此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对他甚为敬爱。”③张发奎在唐生智日益反共期间,公开表示他领导的第4军将保护中共党员。因此,五人常委应对汪精卫集团叛变,一度寄希望于张发奎,设想借助他把第2方面军拉回广东,重开革命局面。

汪精卫集团在“分共”的同时还举着反蒋大旗,以“东征”名义派出军事力量沿长江东进,第1方面军位于江北岸,第2方面位于江南岸,两军夹江而行。7月下旬,张发奎所部第2方面军大部进入江西,叶挺第24师、贺龙第20军进驻九江附近。中共许多领导人离开武汉避到九江。李立三、邓中夏受五人常委派遣,7月19日抵达九江开展工作,策动张发奎部脱离武汉国民党中央。他们到达九江第二天举行第一次谈话会。参加谈话会的人员,据参加了谈话会的聂荣臻回忆,“有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同志,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和叶挺同志”④。李立三在后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第一次会议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与我们一致(当然当时这种观念还没有脱离机会主义)。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的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①张发奎这时还在武汉,紧随汪精卫左右,疏远反对“分共”的邓演达,因此谈话会参加者都认为张已经靠不住,共产党必须独立搞军事。而独立搞军事必须有军队,要把共产党所掌握军队从国民党军队中拉出来,唯有起义一途可走。南昌是发动起义的适宜地点,一是叶、贺部均已抵近南昌,二是南昌城内敌军力量弱小,三是暴动在作为江西首府的南昌发动,可以起到震憾全国的作用。谈话会参加者一致同意在南昌举行起义。谈话会后,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与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的瞿秋白商议,瞿完全赞成他们的意见,并同意代表在九江的同志向中共中央请示。24日,瞿秋白返回武汉,向中央临时常委会报告了李立三等人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建议。

汪精卫集团叛变后,形势瞬息万变,起义时机稍纵即逝。此时得到时任第2方面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送来的消息:汪精卫同张发奎秘密策划,以张发奎名义邀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并令叶、贺部开赴南昌、九江之间的德安集中,然后以3个军兵力包围之。在此期间,留在九江的谭平山也已将南昌起义的打算告诉了贺龙,探寻他的意见,贺龙反应积极,坚定表示跟共产党走。这样一种形势,促使留在九江的谭平山、恽代英等人作出了关于起义的进一步决定:叶挺、贺龙部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他们立即将此决定急电中共中央请示,并电召尚留在庐山的李立三迅速返回九江再次开会讨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记述:“对九江谈话会提出的意见,中共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立即表示同意。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罗米那兹、加伦、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中共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这样,南昌起义的部署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②在中共中央开会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九江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李立三回忆:“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邓中夏)、平(谭平山)、代英(恽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次项决定在此次会议上有很大的争论,至第二日恩来同志始完全决定),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③7月26日,周恩来从武汉赶到九江,召开会议,告诉与会者中央同意了南昌起义计划,通报了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意见,并明确指出,南昌起义应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至此,南昌起义的纲领和口号正式确定下来。会后第二天,除邓中夏返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外,其他人均赴南昌,起义准备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在以后几天里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周恩来等人到达南昌当天在城内江西大旅社召开会议,落实中央关于成立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周恩来任书记,成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二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因为准备来不及,起义时间由原定的7月28日晚改为7月30日晚。三是叶挺、贺龙率部于26-27日进驻南昌,同时进驻的还有蔡廷锴的第10师(蔡廷锴与陈济棠关系密切,而对张发奎心怀芥蒂)。四是受周恩来指派,聂荣臻赴马回岭拉第4军第25师参加南昌起义。该师师长张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但该师所辖的第73、第75两团团长周士第、孙一中是共产党员,有党的工作基础。五是朱德根据党的指示于7月21日返回南昌后,绘制了南昌城区图及敌兵力布防图,并重新掌握了由他创建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此前,他被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3军军长朱培德“礼送”出境。

三、节外生枝

至7月28日,共产党掌握的军队已经或正在准备进入南昌城。根据刘伯承的《南昌暴动始末记》所附《参加南昌暴动兵力概要表》记载,城内的第24师约5500人,蔡廷锴第10师约4500人,贺龙第20军约7500人,准备进城的第25师部分部队约3000人,再加上朱德掌握的军官教育团约百余人,共计约25000多人。当时,南昌城内依附汪精卫国民党中央的只有朱培德所辖第3、第9军、程潜所辖第6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处于明显劣势。但南昌周边却是敌军云集,东面有南京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西面和南面有汪精卫集团的军事力量,总计有数十余万之众。觉察到叶挺、贺龙部向南昌集中后,汪精卫开始采取行动,7月28日他携孙科亲赴庐山,约见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第4军军长)、朱晖日(第11军军长)等,随后又召集各师长面谈,要求加紧“清共”行动。以后几天,他迭令第2方面军各部迅速清除共产党员,同时严令叶、贺部撤离南昌返回九江,杀气毕露。双方都已箭在弦上,时不我待。

然而,7月29日张国焘却出面叫停。李立三回忆:“二十九日早午,连接特立(张国焘)同志自浔发之两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当时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①南昌起义军潮汕失败后,张太雷1927年10月15日在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作关于南昌起义报告,指责张国焘“假传圣旨”,把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私自改为“国际不主张”②。张国焘为此于11月8日致信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为自己干扰起义决心进行辩解,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和中央临时常委会,他叙述道:“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中央常委开会,出席者为秋白、罗迈(李维汉)、太雷、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少年国际代表、加伦(布留赫尔,苏联派出的军事总顾问)、范克诸同志,翻译若克、家展两同志及国焘,当由加伦报告。”加伦首先说,张发奎如能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军队,在此两条件下可与张共同回粤,但回粤后我们与张的分化是不可免的。他接着又说,假如在南昌与张分化,只可得五千到八千兵,在朱培德、钱大均及张余部的阻击下,恐难到达东江。罗米那兹接着通报共产国际来电,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张国焘强调他不过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常委于当月30日复信,明确指出:“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决议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③张国焘30多年后撰写《我的回忆》,仍然坚持他不过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无“假传圣旨”之错。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betway体育APP》依据现在公开的共产国际有关档案资料援引了这份电文,原文是“如果有成功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④,证明张太雷的指责及中央常委复信都是有根据的。事实是,共产国际把是否举行南昌起义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中共中央,由中国人自己依据形势作出决定,张国焘则把这个意思曲解为不应举行起义,并擅自改变中常委会议关于坚定起义决心的决定,因为他内心深处认为没有张发奎合作,起义全无成功把握,而看不到共产党自己的力量在哪里。

7月30日,张国焘抵达南昌,随即召开前委会议。李立三回忆:“特立(张国焘)报告中央意见应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当时,恩(周恩来)、代(恽代英)、立(李立三)、湃(彭湃)、平(谭平山)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能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时因特立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①会议主要围绕着要不要依靠张发奎展开争论,张国焘坚持“依张反蒋反汪”的方针,认为如果没有张发奎站过来,单靠共产党自己的力量根本没有胜算把握,而如此思路已被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和中共曾把希望寄托于汪精卫和唐生智,但他们跟随着蒋介石也成为革命的对立面,这才有了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而南昌起义更是在看清楚张发奎也靠不住以后才作出的决定,张国焘不吸取教训,陷于右倾难于自拔,仍无掌握革命领导权的自觉意识,可谓是目光短浅,不识时务,实在难堪领导全党开辟新路的重任。特别是在汪精卫集团已经对叶、贺部亮出刀子,而叶、贺部已集中南昌做好暴动准备,此时按张国焘意见停止行动,无疑将葬送共产党手中仅有的这支军事力量,进而使党陷于更困难、更被动的境地。正因为事态如此严重,因此绝大多数与会者在争论中非常激愤,周恩来拍了桌子,愤然以辞去前委书记相抗争。李立三在总结这场争论时说:“他(指张国焘)的观念是错误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形势,因为不暴动则我们的军队被解散。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会议主要是解决我们的军队。”②会议争论数小时无结果而休会,原定30日晚行动的方案无法执行。会后,谭平山找到周恩来,提出把张国焘捆起来,周恩来予以制止,说张是中央代表,怎么能捆呢!

第二天清晨继续开会,经过数小时争论,张国焘最终服从了多数人意见。促成张国焘让步的重要原因是,得到了张发奎将于8月1日到南昌的情报。时任第20军政治部主任的周逸群回忆:“张发奎迭次来电邀贺、叶到庐山开军事会议,而贺、叶又不敢去,逼得不了,张氏来电准一日到南昌,于是大家才着急,决定要干(在七月三十一日正午始在军部决定),定于八一上午四时动作。”③张发奎带部队来,将改变南昌城内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紧迫,如果再不行动,中共手中的这支军事力量将招致灭顶之灾。会议在接近正午时作出了立即举行起义的决定,时间定于8月1日凌晨4时。至此,南昌起义已如脱弦之箭,再无停止和推迟的可能。

四、决定提前两小时行动

虽然领导层曾一度围绕着要不要举行起义发生激烈争论,但起义准备工作一直未停。周恩来到南昌后即着手建立起义的军事指挥体系,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仍沿用第2方面军名义,贺兼任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团长。前敌委员会设在江西大旅社,总指挥部设在贺龙的军部(子固路圣分会内)。7月30日下午,叶挺召集第24师营以上军官开会,进行政治动员,并传达了军事行动计划。31日前委会议后,向起义部队发布了由叶挺起草、贺龙署名的命令,并作出部署:贺龙部主要负责攻打敌第5方面军指挥部(附警卫团)和第9军第79、第80团,叶挺部主要负责攻打敌第3军第23、第24团及第6军第57团,起义准备工作进入“读秒”倒计时。

傍晚,贺龙召集第20军团营长会议,公布起义意图,得到响应后宣布了军事行动计划。会后,第20军有人投敌,泄露了消息,敌军开始加强戒备。贺龙回忆:“下午五时半,我从大旅社回去,召集团营长开会。会完了,有两个云南人(营副)跑了,给三军报告消息(他们大部分是云南人)。”④贺龙很快得到了报告,迅速报知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立即决定起义提前到凌晨2时发动。

8月1日零点刚过南昌城内即响起了枪声,开始有了零星交火。2时许,叶挺率第11军第24、第10师,贺龙率第20军第1、第2师共13个团,再加上朱德率领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及南昌公安局部分警察数百人,按照事先部署向城内敌军发起进攻。周逸群回忆:“至晚十二时半,即发现枪声,敌人预先知道,当然有所准备,故直至拂晓,始完全解决。”①叶挺的回忆提及战果:“八月一日上午二时解除武汉军的武装,发生激烈的战斗(因贺龙所属一营长在事前泄漏机密,敌人已有严密警戒)。至天明即将南昌城肃清。贺龙所获枪约二千余支,子弹十余万发,我(所)部获枪三千余支,共五千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②战斗至清晨肃清城内残敌。这天上午,聂荣臻按照与周恩来的约定,看到从南昌发来了一列火车,知道南昌起义取得成功,立即行动,率领第25师第73、第75团及第74团1个侦察连向南昌开进,途中遇张发奎乘火车赴南昌,聂荣臻下令向空中鸣枪,张发奎弃车而逃,部队继续向南昌开进,第二天拂晓进入南昌城,加入起义军行列。

8月1日上午,以特别委员会名义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参加起义的中共7位中央委员及从武汉赶来的代表共约40余人到会,决议成立有25位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为委员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贺龙、张发奎、邓演达、谭平山、郭沫若、恽代英7人组成主席团,下设秘书厅、军事参谋团和财政、宣传、农工运动、党务等委员会以及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构。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后,即刻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了重要人事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宣传委员会主席,林祖涵(林伯渠)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为农工运动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贺龙为兼代第2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和第11军军长,朱德为第9军副军长;同时免去朱培德江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姜济寰为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这一天,南昌《民国日报》发表了由宋庆龄领衔、有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中共跨党党员)联属的《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背叛革命,镇压工农,宣示“为本党真正之革命主张奋斗到底”的决心和立场,并提出了七大奋斗主张,向世人亮明了南昌起义所奉行的政治纲领。

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达到了消灭南昌城内敌军的阶段性目的,震撼了反革命营垒,拉开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序幕。

五、写在后面的话

南昌起义是被迫之举,也是仓促之举,从最初提出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到举行南昌起义,不到半个月,如果从第一次九江谈话会算起,时间更短,仅仅才有10天时间,其间形势瞬息万变,敌我斗争态势复杂,有关起义的所有问题都须在很短时间内作出决定,并没有时间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党所犯的右倾错误,因而失误和错误在所难免。如仍打国民党旗帜,试图以“继承国民党正统”相号召,而没有认识到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已经使国民党这面旗帜在民众中丧失了感召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起义是共产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性质,削弱了起义对民众所产生的影响。又如,起义的政治纲领是开展土地革命,但又规定只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李立三回忆:“此项政纲决定后许多同志都很怀疑,沿途找到在军队中的广东农民讨论,有一个农民很痛快的回复说:‘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很少,除掉许多公田以外。这一句话把许多同志的脑筋都惊醒了,因此,到瑞金后前委会议遂决定改‘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限制。”③可见200亩的规定脱离了实际。再如,南昌起义胜利后第三天即南下广东,而没有充分利用胜利形势在南昌及其附近地区打开局面。周恩来后来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说:“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①诸如此类的失误和错误还有一些,这些失误和错误导致了南昌起义军的潮汕失败。

尽管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和错误,尽管起义军最后在潮汕失败了,但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南昌起义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抓武装,走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中国革命最基本规律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力量必须有军队,否则一事无成。然而,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认识到这条规律,大革命时期把军权完全让给了国民党,自己在军队中只做帮助国民党巩固部队的事情,因此当国民党新军阀向革命举起屠刀的时候,立即被打翻在地,遍身血污。从这个惨痛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军队的重要,认识到在军权问题上再不能犯幼稚病。从南昌起义起,中国共产党进入创建军队的新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②。正因为如此,1933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命令开篇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③从此,8月1日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建军节,“八一”两个字被铭刻在军旗军徽上,成为这支军队红色基因的标志。

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中仍走过许多弯路,付出过沉重代价,但在军权这个问题上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失误,从而能把命运牢牢地把握自己手中,总能化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机遇,最终从南昌城头和井冈山小路走到了北京,建立起一个属于人民的共和国。

南昌起义发动者们的伟大功绩,永彪史册。

[作者简介]黄迎旭,军事科学院原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东方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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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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